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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8月9日，郑州，大学生在教室自习。（视觉中国/图） 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厦门大学人类学在读博士生樊锦豪，这些年在与一些公益组织交流时，发现当下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的人数正在减少。与往年比，“报名表都少了1/3”，他因此想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愿参与志愿公益活动了？ 2026年，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集结包括樊锦豪在内的20位青年研究员，面向全国本科生，共发放1317份问卷，深度访谈72人。 通过这项调研，樊锦豪与团队成员试图探寻，当代大学生越来越少地参与志愿公益活动的深层次原因。他们发现，困扰这一群体的，是越来越细致的评价体系：绩点与排名、实践与竞赛、家庭、社交与同辈、就业与招聘。它们就像五把“尺子”，共同作用于青年的成长过程，直到他们走向成熟，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2026年10月18日，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在广州发布名为《被量化的青春：⼤学⽣⾯对的评价体系困境与活法》的报告。该中心是一家专注于青年发展的公益组织，其前身为北京10所高校大学生与知名学者于2003年联合发起的“西部阳光行动”短期支教项目。 “优胜者们同样觉得痛苦” “一个人越能够完成任务，就越容易被期待承担下一次任务，优秀因此不只是一种荣誉，也成为一项需要持续履行的责任。”报告写道。 李同学来自四川农村，被报告组成员找到时，她刚从专科升入公办本科。专科三年间，她的表现不可谓“不优秀”：三年成绩综测双第一，担任班长和团支书，竞赛获奖五六十项，空余时间去打工，最后成功专升本，这些经历让她逐渐成为老师和同学眼中的优秀学生，在未来的日子里，她还计划继续读研，可面对报告组成员，她直言自己还不算卷，“因为还没有发挥到极限”，“只有当自己强大了，别人才能无话可说。”她总结。 成绩没能让她轻松下来，她曾遇到同学希望她退出竞争；另一方面，老师和同学的认可也逐渐成为她不能轻易失去的身份，也抬高了她下一次评价自己的标准。比如小组任务中，因被认为能力较强，其他成员会不约而同依靠她。即使自己已有许多工作，但因担心小组作业影响成绩，李同学仍会硬着头皮接下任务，有时需要工作到凌晨两点。 “调研中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都是过往的优胜者。”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青年发展议题业务总监黄若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报告发现，回收的1317份调查问卷中，来自省属重点本科、双一流A类（985）和双一流B类或双一流学科的人数，占比接近75%，与此同时，有超过四成的调研对象在上学期总绩点专业排名中，占据前20%。但即便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占据优势，他们的回答依然表现出不同的矛盾和痛苦。 有的痛苦来自大学时期不再标准化的测试，用过往“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完成作业”的惯性努力方式应对大学考试，很难再获得与之匹配的回报。如一位同学谈到，“一学期的认真听讲”可能还比不上“考前几天甚至几小时的努力”。 有的则来自同辈间的比较和竞争。一位调研对象说起一起玩的同学拿到比他高的绩点，他心里产生了一些负面情绪；另一位受访者则称，社交账号推送的“上下左右都是优秀的人”，加之同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加重了同辈间因能力对比而产生的焦虑。 还有的则源于家庭和地域条件的不平衡。一名在湖南省怀化市上学的调研对象就谈到，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对孩子升学和职业发展的具体路径并不熟悉；在学校和生活中也缺少能够提供经验的前辈。她看到有人参加竞赛、获得实习、成功考研，却不知道这些机会从哪里开始，怎么提前准备，向谁寻求帮助。 在黄若岚眼中，这些大学生们的心态很矛盾：他们相对来说还算有一些选择，却并不喜欢这样的评价体系，但好像只有获得优胜，“才终于有空出来看一看评价体系的问题”。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青年发展议题业务总监黄若岚正在讲解报告。（邬谨涵摄） 跟着指标走 报告将大学生需要应对的评价体系分为五个门类：成绩、实践和竞赛、家庭期待、同辈的社交和比较以及“想象中的工作”。调研发现，大学生往往不会只将精力投入少数几项，而是会“要求自己在各种评价体系中面面俱到，将日常化为‘每个方面都不能落下的全能竞赛’”，不断生产可以被看见和比较的成果。 樊锦豪是这份报告的主编。他在访谈过程中就发现，大家在应对评价体系时，更多是在“对指标去做单一的拆解和追逐”。 如“实践与竞赛”的维度就包含了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学科竞赛等多种形式。对于刚步入大学的新生而言，这类活动通常被描述为可接触社会、可发展兴趣、可施展个人才华、在课堂之外探索自我的空间。问卷回收时，同样发现大学生对实践活动的参与度很高，如90.85%的受访者参与过志愿服务，76.45%的受访者参与过社会实践，76.37%的受访者参与过社团活动。 但当研究人员进一步追问时，就发现一些学生参与这些活动的目标变得更为实际：志愿服务可以纳入综测认定，竞赛获奖可以换取奖学金和保研加分。 例如一位同学在访谈中提到，当一个项目上一年拿了国奖，大家就觉得今年这个项目拿奖的概率会变大，“团队的名额就变得很有价值”，有的人就会“通过一些方式换取名额，拿奖后再申请奖学金，竞赛本身就是为了获奖去做准备”。 另一位受访者则说，“（参加活动）主要是拍照优先，留存证据优先……你真正获得的东西也是有一个‘模板’在的，你套着这个‘模板’写，这样就可以得到优秀的实践成果”。 这样的采访在数据上也能得到印证，如76.77%的受访者将“实践成果（如报告、奖项、媒体报道）”排在衡量实践价值的首位，66.75%的受访者看重“是否担任负责人角色”。在同辈压力来源中，互相比较“创新创业竞赛”的成绩以53.22%的比例高居第二，报告认为，这意味着在相当一部分学生眼中，实践与竞赛的意义已经很大程度上与获奖、加分等外部回报绑定在了一起。 “评价体系建立得更完善的同时，它的标准也会更明确。这种指标的明确可能会让大学生产生一种要跟着某个指标走的紧迫感。”樊锦豪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受访者们注重短期目标，并不意味着他们短视，而是希望自己可以有更多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体现。 没有答案的回答 实际上，每一位大学生都对应着不同的处境。学生进入大学时，并不是站在完全相同的起点上。报告发现，家庭经济条件、成长地域以及学历背景，都会影响一个人能获得哪些信息、拥有多少支持，以及面对选择时能够承担多大风险。 但学生面对的外部评价，往往是一致的。一位受访者谈到，当看到别人参加竞赛、准备考研、获得实习机会时，她会有一种距离感：身边的人都在不断向前，如果自己一直留在原地，距离可能会越来越大。此时，她将自己没能获得的机会理解为：我不够好、不够主动、不够勇敢。 樊锦豪介绍，当一些大学生向调研人员描述自己想要的生活时，通常会使用一些宽泛的词汇：我要经济自由，我要有空闲时间，我要家庭美满……但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路径，他们其实并不清晰。“他们好像觉得通过高绩点、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就可以达到目标，但很多人真的进去以后，才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报告发现，一些学生会期待工作能让自己的个人价值有所发挥，但入职前，他们对于工作将怎样组织、每天的投入能换来什么并不十分清楚。一些应届生在入职后，需要从自己对工作的想象中脱离出来，在现实中慢慢适应工作的逻辑。 樊锦豪担心，当已经确定的目标太多时，学生会更愿意用现有的体系去表达自己：我拿到了一个好的分数，就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人。但不同的工作对人的需求并不一致，大学生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为自己的人生先暂时寻找一条可行的出路。 报告总结了访谈中二十余位大学生与评价体系相处的三种活法：退出全能竞赛、开辟第三空间、回到来时路。大学生可以选择参与不在培养方案里，也没有人打分的项目，或重新思索自己的困惑、兴趣、现实条件和重要的人际关系。 在发布会现场，一位大学生向报告撰写小组成员提问，自己前往各处旅游，是否也能被评价为一种活法。但对方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樊锦豪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报告没有明确大学生要如何与评价体系共处，“是有意而为之的”。“我们希望呈现出大学生被困住的状态，如果落点是再给一个完美的评价体系，他们岂不是又被控制了。”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邬谨涵 | 
